碧芝。。淡写流年

2018-11-03，星期六，天气：晴

   这一天赶到广州，看即将撤展的“古蜀宝藏”四川文物精品展。现在逛博物馆是热门，没想到广东省博物馆也这么热门，行前没有网上预约，进馆时还排了小会儿队，当然排队盛况还没有国博、陕博那么变态；然后在进入“古蜀宝藏”展厅时控制人数，又排了会儿队。行前考虑到三星堆文物的体量比较巨大，没带百微镜头，带的是24-70镜头，回家后仔细看成片，效果还是不如百微镜头。

   这一篇博文，应该是2018年发的最后一篇博文。旅游是欢喜，是孤独，是我和我的背包；另外的，额外的，才是照片里的色彩和脸孔，才是语言所能描绘的风景和遭遇。今年刷了很多博物馆，为出门旅行开辟了新的篇章，开始了附近省份的专程刷馆之旅，当然热门的辽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书画展，因为路途遥远、公休假不够，只好作罢。刷馆之旅是个体力活，不仅端着个相机在博物馆里要耗一天，而且回家后的处理图片，更是个劳心劳力的活，现在电脑里积压了太多的照片，欠的债越来越多。这一两年在新浪微博，一直在跟着动脉影、止语庭除等人后面东施效颦，不仅学习他们欣赏文物的角度，也在揣摩他们的后期处理，即便是水印的大小、字号、摆放的位置，怎样处理，才能让照片赏心悦目、锦上添花。2019年，希望自己的博物馆之旅走得更远一些。 

   古蜀文明，是以族属命名的中国古代文明源流之一。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该文明可分为三星堆文化时期、十二桥文化时期和青羊宫文化时期，时间范围分别为公元前18世纪初至公元前12世纪中叶、公元前12世纪中叶至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

   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埋藏坑的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其中出土的人像、头像等造型奇异的青铜器，以及面具、动物形饰等制作精美的金箔制品震惊海内外。本世纪初金沙遗址发现后，太阳神鸟金箔片、青铜立人、石虎、石人等重要文物的陆续现世，以及大量礼仪性玉器、青铜器埋藏坑的揭露，将古蜀文明光辉的历史展现于世人面前。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关于古蜀文化，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感叹古代蜀国的神秘莫测，早在唐代，关于古蜀文化的记忆已经非常朦胧了。古蜀文明还未发现确实的文字资料，只有远古的传说中存在着草蛇灰线般的线索。令人欣喜的是，考古出土的大量遗物为我们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去了解这一神秘而又辉煌的文明。从造型特异的青铜面具、头像，宛如现代剪影的太阳神鸟，在令人惊叹之余，它们也在诉说着古蜀人独特的审美；而出土的青铜礼器，又暗示了古蜀文明并不闭塞，而是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与交流。

一进展厅，就看到这件复制品。

  青铜纵目面具，商代（约前1600—前1046），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宽138厘米，通高66厘米。面具呈方型，倒八字形刀眉，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翅状的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耳尖部呈桃尖状；鹰钩鼻，鼻翼呈旋涡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角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下颌前伸，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面具线条流畅优美，轮廓清晰明快，体现出灵动的美感，其超现实的造型又透露出神秘肃穆，威严大气，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感。

  铜太阳形器，商代（约前1600—前1046），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直径85厘米，阳部直径28，高6.5厘米。器物构型至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5个圆孔均是作安装固定用的。器物系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的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商代（约前1600—前1046），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高42.5，头纵径14.5，横径12.6，宽20.5厘米。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分平顶和圆顶两型。其人头像造型与未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造型大体相同，金面罩是用金块捶揲成金皮，然后依照人头像造型，上齐额，下包颐，左右两侧罩耳，耳垂穿孔，眼眉镂空，面罩与人头像的黏合方法，系用生漆调和石灰作为黏合剂，将金面罩贴于铜头像上，整件人头像金光熠熠、耀人眼目，尊严高贵，气度非凡。

  青铜爬龙柱形器，商代（约前1600—前1046），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高41，宽18.8，最大径9厘米。这件柱形青铜器上有一只趴于顶端的龙，龙首有盘卷的大犄角，龙口大张，颏下有须，龙身、尾垂于柱侧方，两后爪攀附在柱侧。残器的龙与柱身构思巧妙，颇有生态。这只盘角长须的龙，在同时期的青铜文明中十分罕见，应是古蜀文明独有的艺术创建，是古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有专家认为，它是修饰华美的权力之器。

  小金面具，晚商至西周，成都市青羊区金沙遗址出土，金沙遗址博物馆藏。长4.89，宽0.03，高3.6厘米。人像圆脸圆颐，下颌宽圆，耳朵外展，耳廓线清晰，耳垂上有孔，但孔未穿通。眉毛呈弧形向下弯曲，梭形双眼镂空，鼻梁高直，鼻翼与颧骨线相连，大嘴镂空成微张的形状，面部略呈笑意。器表作抛光处理，内壁则较为粗糙，其可能是包贴于青铜人面像上，或者其他材质。

  石跪坐人像，商代（约前1600—前1046），成都市青羊区金沙遗址出土，金沙遗址博物馆藏。高17.4厘米。金沙遗址中现已出土的石跪坐人像计12件。石质以蛇纹石化橄榄岩和蛇纹石化大理岩为主。经调查，蛇纹石岩的最近产地可能就在成都平原西北边沿彭州山区一带。这类人像造型大致相似，它们的脸形方正瘦削，颧骨高凸，高鼻梁，大鼻头，大嘴巴，耳朵还有穿孔。都是赤身棵体，赤足，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他们的发式也非常奇特，头顶的头发从中间向左右分开，两侧修剪得极短并还微微上翘，脑后的头发又被梳成两股长长的辫子，直垂在腰间。人物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或悲恸、或惊恐、或平静、或苦涩、或茫然。

  铜眼形器，商代（约前1600—前1046），成都市青羊区金沙遗址出土，金沙遗址博物馆藏。长25.3，宽9.1，高5，厚0.16厘米。此文物外形似鸟，器身前端向下弯曲成勾啄状，中部略宽，后端上翘。瞳孔、眼角及眼形器的周缘均为墨绘。商周时期古蜀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鸟形、眼形文物，该件铜眼形器把古蜀人鸟崇拜和眼睛崇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应该有着极为特别的意义。

  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战国（前475—前221），成都百花潭出土，四川博物院藏。口径13.4厘米，高40厘米。此壶身满饰嵌错图案，以三角云纹为界带，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采桑射猎图，中层为宴乐弋射图，下层为水陆攻战图。这件铜壶在壶身上展现的绘画与雕刻相结合的技法，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青铜器装饰艺术新技法、新格局的代表。

  双鞘铜剑，战国（前475—前221），茂县南新镇牟托村1号石棺墓出土，茂县羌族博物馆藏。剑长32厘米，剑宽3.7厘米，鞘长24.4厘米，鞘宽12.2厘米。1992年茂县牟托村一号石棺墓出土。出土时鞘内只插一剑，剑身包裹二层红色丝织细薄纱绢。同类型的带鞘剑在四川的其他地方也有出土，它们多出自战国土坑墓，是具有浓厚地方风格的巴蜀兵器。石棺葬文化中首次出土，说明石馆葬文化应吸收了蜀文化的因素，或石馆葬文化本身就是蜀文化系统的地方性分支文化，为研究石棺葬文化与蜀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虎纹青铜戈，战国（前475—前221），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树出土，四川博物院藏。通长25.3、胡长8、阑宽13.6厘米。此戈援与内相接处，正反两面均饰浮雕虎首，虎首向锋作张口露齿状，虎身阴刻于内上，头身比例悬殊。胡两面均铸有巴蜀图语，脊上侧阴刻巴蜀图语一行，脊下侧正反两面均浮雕逗号状符号一组四个。此件铜戈之上既可见象形符号，也可见抽象符号，又可见二者的复合符号，一件戈上复合出现多种类型的巴蜀图语，实属罕见。

  “成都”铭虎纹青铜矛，战国末期秦（前475-前221），雅安市荥经县古城村战国晚期船棺葬墓群一号墓出土，雅安市博物馆藏。通长21.9厘米，宽3.1厘米，銎径2.8厘米。荥经出土的“成都”铭铜戈，上面铸有“成都”的秦文字，同时也铸有巴蜀图语中常见的虎纹，是秦并巴蜀后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相融合最好的实物证据。

  青川木牍，战国（前475-前221），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出土，青川县文管所藏。秦并巴蜀后，秦国在古蜀故地推行商鞅变法“坏井田，开阡陌”的农耕政策，按《秦田律》统一规范田亩面积的大小，还因地制宜，根据巴蜀地区的气候特征，规定芟除杂草、整治道路、修缮桥梁、兴修水利等基础建设的时限。青川木牍的正面记载了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则为与该法律履行有关的记事。这是目前发现的四川地区最早的农田水利政府文告，是大规模开发四川地区的珍贵历史见证物。也是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